永不过时的《清贫》

作者：谢煜桐，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和港澳培训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清贫》一文写于狱中，即南昌军法处看守所，时间是1935年5月26日。此文的主题是共产党员的清贫，并从他本人战败被俘的一个场景，谈到本人日常清贫的生活，谈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共产党和过去一切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不同。文章不长，短短八百余字，微言大义，无比豪迈，带有结论性、方向性。在如何看待清贫的问题上，文中的判断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至今仍不过时。

读《清贫》，首先能读出方志敏烈士对党的性质的明确认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在烈士的思想意识中，这一点是无比清晰的。当两个国方士兵在他身上急于搜出什么金银财宝时，烈士正告他们:“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烈士不惜牺牲生命走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既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有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深刻的厌恶。事实也正是这样，两个国民党士兵企图发洋财的丑恶的举动，十分带有画面感，也无意中揭示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了。反观我们党，对于党自身以及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对于“新分子入党条件”的一个明确要求是“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是两支军队的不同，在根本上是两个政党的性质不同。

读《清贫》，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清贫》在今天还有它的社会政治价值吗？如果有，那么是什么？也许有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不要再唱那些高调了，《清贫》那些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难道还需要提倡我们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吗？

不得不说，《清贫》一文中倡导的共产党员要甘于清贫的思想，即使是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也并没有过时。不仅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员要坚守清贫，即使是今天在社会物质比较丰富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同样要提倡甘于清贫，杜绝奢侈，舍己为公，清正廉洁，这是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的党性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的政党，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党，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和改革年代，党员都要把舍己为公、清正廉洁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的修身准则。不仅如此，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会政治属性，同时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在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奉献，而非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乐，因此，相比于一般群众、相比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必然的，也是我们党所追求的）他的生活应该是清贫的、朴素的，而不是奢侈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党员和群众在价值观上的参照系。人们在谈到清贫思想时，往往把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混为一谈，这也是造成很多认识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提倡清贫，是对着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而言的，不是对着广大群众的。群众对对物质享受、生活品质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是一般群众，奢侈浪费也是要杜绝的。这又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然当官，就要是安于清贫，不复再有求田问舍之志，否则就不要当官从政，这本质上虽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但是一旦选定，就必须自我要求、自我约束。心猿意马不行，“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样不行。

常识告诉我们，享乐必须要有物质的基础，干部一旦追求享乐，必然衍生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这说明了共产党员应该提倡过一种朴素生活的道理，是关于领导干部要安贫乐道的谆谆教导。当然，清贫不等于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不等于贫穷，更不等于在物质上的“一无所有”，只是强调共产党员不应提倡和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清贫不是对自己的折磨，更不是对自己的贬低，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清贫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物质追求上的自我抑制与精神追求上丰富饱满的辩证统一体。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不从思想上解决对清贫的认识与认知的问题，不解决这个事关党性的问题，他就无法根本消除腐败的内在思想动因，就无法根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他偶尔可能会被别人的崇高理想或某一高尚的行为所感动，“激动了一阵子”，但却永远无法真正做到“震撼一辈子”。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思想意识深处对于清贫的认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次深刻的心灵追问。也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清贫》一文，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