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方志敏——为长征战斗、为长征牺牲的英雄

一、引言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有一个名字值得特别铭记——方志敏，他被有关党史、军史权威部门，列为在长征牺牲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用二万五千里长征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就在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征途的同时，还有一支部队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在敌人的心腹地带浴血奋战，有一位革命者用全部的生命为长征的胜利而战斗、为长征的胜利而牺牲。这位英雄就是方志敏。

长期以来，方志敏与长征之间的深刻联系，往往未得到足够的深度探讨。事实上，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精神传承来看，方志敏都与长征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4年7月至10月。7月初，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发布《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区，创造和建立新的根据地。7月6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孤军北上，转战闽浙皖赣；第二阶段是1934年11月至1935年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受命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这支队伍继续战斗。本文所论述的正是基于这一史实——在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踏上长征之路、急需外线策应的关键时刻，方志敏接过了这支队伍的指挥权，率领其进行孤军奋战，至自己不幸被俘，在狱中英勇不屈，最后慷慨就义。

纵观方志敏为长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这一段悲壮历史，一个结论不言自明：方志敏是为长征而战斗、为长征而牺牲的英雄。 下文将先叙述史实，再集中从三个维度分析其历史贡献。

二、浴血奋战，为长征紧紧牵制敌人

（一）临危受命

1934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率领，先行从瑞金出发，挺进闽浙皖赣敌后作战，任务很明确：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给敌人的后方以极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在随后的三

个多月里，红七军团孤军转战，于10月底抵达闽浙赣苏区，此时部队已极度疲惫、减员严重。

与此同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长征开始了。

1934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在长征途中电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不久成立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闽浙赣苏区。军团长刘畴西，参谋长粟裕。红十军团继续使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番号。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踏上长征之路约三个星期，正处在突破敌军封锁线的艰难阶段。中央指示红十军团向皖浙边出击，直接威胁宁、沪、杭国民党中心地区，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中央给先遣队的使命就是在敌后亮出旗帜、打出动静、孤军奋战、吸引敌人，以此换取主力突围的时间和空间。

方志敏接过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权，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要在几十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围困下，继续深入敌后、牵制敌军，这条路注定是“凶险之路”。然而，方志敏没有丝毫犹豫。在闽浙赣苏区首府葛源镇的红军广场，他站在司令台前，向父老乡亲做最后的告别，毅然担当起这一重任：“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从这一刻起，他就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托付给了宣传抗日主张、掩护红军长征的任务。

  （二）率部转战

方志敏接掌先遣队之后，率部在皖南地区与敌军周旋。11月中下旬，先遣队兵分两路，剑指浙皖边和皖南，曾一度穿越杭淳公路直趋桐庐，距杭州仅90公里，直接威胁浙江省心脏地带。12月6日攻克安徽旌德县城，直接导致蒋介石急令部队围追堵截，大量本可用于追剿长征红军的精锐兵力被牢牢牵制在皖南地区。

1934年12月14日，先遣队在黄山东麓谭家桥设伏，企图歼灭尾随之敌王耀武部。虽然因战场情况骤变，一场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红军伤亡惨重，寻淮洲在冲锋中身负重伤后牺牲。但这场惨烈的战斗也使王耀武部遭受重大损失，红军把敌军死死拖住。

  （三）陷入重围

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国民党军以十几个团的兵力蜂拥追来。1935年1月，先遣队退至赣东北边缘，在怀玉山地区陷入敌人重围。

在敌人围困怀玉山的最后阶段，方志敏与军团参谋长粟裕已经率领八百余人的先头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然而，当方志敏得知大部队还在敌人包围中，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毅然再回敌人的重围中去寻找和接应主力部队。他坚定地表示：“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这次决然的一去，将生的希望让给了同志，将死亡的凶险留给了自己。在被围山中苦战7天7夜之后，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不幸被俘。‌

  （四）狱中斗争

方志敏被俘后，被押解至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囚禁。敌人给他钉上十斤重的脚镣，妄图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他的意志。在短短六个多月的狱中岁月里，方志敏不仅英勇不屈，还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以及《给党中央的信》等十几万字的文稿。

在狱中，方志敏陆续获悉中央红军的一些情况，尽管无法掌握全貌，但足以让他确认：主力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正行进在前进的道路上，革命的大局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这对方志敏是极大的鼓舞。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三、方志敏是红军长征英雄的历史定位分析

北上抗日先遣队对敌人的牵制，始于红七军团阶段的早期行动，在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阶段达到高潮，最后因陷入重围，浴血奋战，寡不敌众，遭受重挫。方志敏不幸被俘，在狱中英勇不屈，奋笔疾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下面从时间、军事、精神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论证方志敏作为为长征而战斗、为长征而牺牲的英雄人物的历史地位。

  （一）时间维度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在时间上早于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三个多月。当时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在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同时，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1934年7月6日夜，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挺进敌后，而此时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准备尚在秘密进行之中。先遣队的前期行动，为主体长征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是“万里长征第一缕红飘带”，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揭开长征序幕建立了不可忘却的历史功业。

方志敏虽然是在长征已经开始后的1934年11月才接掌红十军团，但正是在他领导下，先遣队将这一时间上的先行攻势转化为持续的军事压力。在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踏上艰难征途、最需要外线策应的时候，方志敏率领先遣队像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继续在敌后奋战，使得“长征的序曲”没有被中断，而是以更加悲壮的旋律延续到了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延长了先遣队对长征的策应时间，尽最大努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使这份先行者的作用得以持续发挥。

我们不妨注意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可以发现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的重大进程与方志敏领导先遣队的重要行动，在时间上有着高度契合。

1934年11月中下旬，先遣队主动出击，一路征战，经浙西进入皖南，逼近临安，震动杭州，极大地调动了敌军，牵制住敌人。而这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阶段，主力红军强渡湘江，兵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向贵州方向艰难前进。

12月11日，红十军团在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区）汤口镇举行誓师大会，再次公开亮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14日发起谭家桥战役，战斗十分惨烈，此战虽然失利，但还是起到了死死拖住敌军的作用。而这段时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采用毛泽东的意见，调整战略方向，实现了从被动转移到主动战略转变的关键一步。

1935年1月上中旬，当国民党围追堵截先遣队、继而先遣队陷于怀玉山血战之时，长征红军主力于1月1日至3日强渡乌江，中央于15日至17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17日正是方志敏重返敌人包围圈找到大部队并组织突围的时候，方志敏与2000余名指战员在怀玉山区进行了多次突围作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29日方志敏被俘当天，长征红军主力开始一渡赤水，正踏上新的征程。而这时奉方志敏命令已经突出敌人重围的先遣队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转战赣浙闽，迅速组成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继续执行牵制任务。

虽然，我们不能说上面这些事件的契合是刻意的安排，但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方志敏领导先遣队担负的重要任务就是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因此先遣队为坚决执行党中央意图所展开的军事行动，调动和拖住了大批敌军，直接减轻了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客观上就为红军长征的进程和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外围的远程支持，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二）军事维度

先遣队担负着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重任，因此在战略层面上必须做到，通过公开深入敌后的军事行动，从宏观上调动和分散敌军兵力，死死牵制敌军主力，有效地策应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

在红七军团阶段，先遣队袭击福州、转战闽东浙西，已经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外围抽调兵力回援。1934年8月，袭击福州的行动迫使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从漳州急飞福州“视察”，蒋介石急令在湖北整训的第49师火速驰援福建。

而在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阶段，这种战略牵制达到了顶峰。方志敏作为有名的农民运动领导者，震惊江南的弋横暴动领导者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建者、领导者，在闽浙皖赣边区工农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十分忌惮的中共领导人，一直是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方志敏是一面旗帜，他领军先遣队出征必定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必以重兵围剿，先遣队将更好地起到对敌人的吸引和牵制作用。据国民党俞济时1982年在所谓的“剿灭红第七、第十军团”《纪实》（由国民党伪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年12月印制）中记载，方志敏于1934年11月4日接到率领红十军团的命令，仅两天后的11月6日，国民党就紧急下令由时任浙江保安处处长的俞济时，兼任赣浙皖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调集大批部队进行围剿，并严令“ 限在一个月内肃清所在匪踪，逾期按军法从事”；同时令国民党江西第八绥靖区司令官赵观涛负责赣浙闽方向的堵截，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负责皖南和鄂南方向的堵截。 红十军团成立后即开展“皖南的行动”，在皖南不断发起攻势，前锋曾一度抵达长江边，佯装进军芜湖、南京，成功调动敌军，实际牵制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到约20万人。

方志敏领导先遣队，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靠得是“打”出来的策应。通过具体的战斗行动，直接吸引、调动和迟滞敌军，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主力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先遣队在战场上的每一次冲锋、每一场血战，都是对长征红军主力的直接支援。这种战略层面的兵力牵制，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主力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可以想象，没有方志敏带领先遣队在东南的浴血牵制，长征主力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军事压力。先遣队的正面转战与余部的游击坚持，使得敌军始终难以调集全部兵力全力追堵长征中的主力红军，这无疑为主力红军突破国民党封锁线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北上抗日先遣队以鲜血和生命去完成光荣的历史使命，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建立了不朽功勋，书写了不一样的长征壮举。

  （三）精神维度

先遣队对长征的贡献还体现在精神层面。无论是红七军团阶段还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阶段，先遣队都展现出“血染东南半壁红”的英雄气概。“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当主力红军长征面临重重险阻时，先遣队已经用血肉之躯铺就了第一条牺牲之路，用鲜血和生命为长征精神注入了最初的基因。

方志敏指挥先遣队为策应长征不幸被俘后，在狱中继续用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贞书写长征精神。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在狱中，方志敏从囚友胡逸民那里能看到公开发行的报纸，从中可以获得一些红军的消息。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记述：“因同狱难友的友谊，传阅报纸，得悉我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消灭了王家烈匪军的全部及薛岳两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萧、贺红军在湘南同样获得胜利，不禁狂喜！暗中告诉了在狱同志。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地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并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他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提到：“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地战斗”。这证明方志敏应该大致了解主力红军当时的情况，主力红军顽强战斗的消息让他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使他对革命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支撑他坚持狱中斗争、坚持写作的重要动力之一。他把当时的形势判断为“革命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中说：“我希望同志们在这革命大转变的关键，大家都要咬紧牙关，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发扬布尔塞维克最高的积极性、顽强性、坚持性，务要完全消灭敌人，为被日寇和法西斯＇刮民党＇屠杀的同志们复仇，为争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满怀激情，以笔墨为武器，抓紧文稿的写作。可以想象，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用震撼和鼓动人心的语言，描绘实现“八个代替”的新中国蓝图，并且肯定地预言“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这一定是从中央红军的胜利消息中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使他浮想联翩，憧憬未来。方志敏身陷囹圄，但革命信念从未动摇，在文稿中反复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坚定信心，这与他知道长征中红军主力仍在战斗、革命力量仍在发展有内在关联。方志敏在狱中对长征的持续关注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长征精神在铁窗之内依然熠熠生辉。方志敏用笔墨丰富了长征内涵，用生命诠释了长征精神，他的狱中遗作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文献见证。他以《可爱的中国》《死！》《清贫》等不朽之作，与长征将士的英勇事迹互为唱和，响彻云霄，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长征精神，凝聚成中国共产党人无可动摇的精神支柱。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成为在长征中牺牲的省军职以上领导干部。仅仅一天之后，8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过草地，长征将士踏上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程。此时距离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仅两个月。‌‌方志敏的牺牲与长征红军主力的过草地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他和战友在南昌的刑场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长征主力在松潘草地上开始挑战自然的极限。他们虽远隔千里，却以各自的方式，在同一时刻经受着最后的考验，共同书写着长征精神的光辉篇章。

四、结论

方志敏人生最后九个月的生命历程，是和长征同频共振。方志敏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历史定位已经极其清晰：他不仅是工农红军的领导者，更是为长征而战斗、为长征而牺牲的杰出英雄。

这一评价的历史根基在于以下事实：

其一，方志敏在长征最需要外线策应的时刻接手了先遣队的领导权。 1934年11月，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踏上长征之路，正处在最需要外线配合的关键阶段，方志敏受命率领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继续深入敌后。他不是先遣队的初创者，却是先遣队最悲壮阶段的指挥者。他明知这支队伍注定凶多吉少，却毅然以“虽死不辞”的态度接过任务。

其二，方志敏领导的军事行动，在战略上为长征提供了关键策应。 他以不足万人的兵力牵制约二十万敌军，直接减轻了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用鲜血和生命为长征提供了外围的有力配合。

其三，方志敏在狱中展现的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他始终坚信革命必胜，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留下了珍贵的文稿，丰富了长征精神的重要文献宝库。这些文字既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终极告白，也是长征精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如果说长征将士是用脚步丈量信仰，那么方志敏就是用笔墨丈量信仰。长征的消息给予他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他坚持斗争到最后；而他写下的文字，又反过来成为长征精神的不朽见证。

当我们回顾和分析方志敏与长征的深刻关联时，我们应当铭记的，不仅是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文稿，还应当铭记的是：他在主力红军长征最需要策应的时刻挺身而出，以一支不足万人队伍的牺牲去换取长征全局的生机。他的生命，是为长征而战的写照；他的牺牲，是为长征而死的绝唱。

漫漫长征路，如今已经过去了90年。在纪念这个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应当对方志敏的英灵说声：你为长征而战，为长征而死——不亦伟乎！你是红军长征的英雄！（作者系上饶市方志敏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