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精神】方志敏的书缘

方志敏年少时曾说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方志敏自幼就爱书，也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读书、卖书、出书、写书，将书作为革命斗争的利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工农群众，弘扬爱国思想，总结革命经验。方志敏也因其传奇经历、英雄事迹和经典著作而名扬天下。

方志敏在遗著中谈了他读书的经历。他出生在有30余口的大户农民家庭，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男孩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女孩是不必读书的。方志敏因为天资聪明，在8岁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3年读的书还更多，因而训蒙老先生对他格外用心多教些。读了5年私塾，中途因为受灾家庭困难，两度辍学务农，一直到17岁才考进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高小读书，方志敏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全校首屈一指。20岁时，方志敏“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他到南昌，考进“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他白天上课，晚上还坚持在英语专修班学习。不久还参加了由革命烈士袁玉冰、黄道等组织的江西改造社，和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进行讨论交流。22岁那年9月，方志敏“因为要学点英文，又以该校费用不大”，报名考进九江南伟烈学校，在这里他已经可以开始研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还在学校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第二年，方志敏因为家贫，“借贷无门”，也因为厌倦这所教会学校，“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主动退学，“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方志敏正是因为爱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在南昌、九江上学时阅读了大量进步图书、报刊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方志敏其实十分留恋学生生活，他后来漂泊到上海、避难南京，还到上海大学、东南大学去旁听。他在上海填的入团申请表，就在“嗜好”栏写上“读小说诗歌”，“现在愿做何事”栏填上“研究文学” 。方志敏虽然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但对读书的爱好伴随了他终身。他在《可爱的中国》中描述了自己在狱中读书的感受：“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是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现在，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看见读书是方志敏一生的嗜好，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方志敏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是从“卖书”开始的。那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初创期，主要工作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真理，唤醒民众觉悟，发展党团组织。1922 年7月，方志敏退学后漂泊到上海，偌大的上海举目无亲，他去拜访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方志敏对邵先生仰慕已久，在南昌读书时就给邵力子写过信，得到先生回信的赞赏和鼓励。邵力子见方志敏年青有才华有思想，十分喜欢，知道他生活困窘，就把他留在报馆做校对，还推荐方志敏到上海大学旁听。也就在这里，方志敏认识了革命烈士赵醒侬，很快在赵醒侬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经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建议，团中央批准，派方志敏8月底先行从上海返回南昌创办南昌新文化书社。方志敏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方志敏以私立心远大学旁听生的身份作掩护，联络“几个同情的朋友”，积极进行筹办。９月，南昌新文化书社正式在百花洲席公祠附近开业，同时开办了新文化书店，方志敏担任经理，读书人卖起书来了。因书店专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宣传革命的书报，方志敏被称为“马克思经理”。1923年1月，《新江西》第1卷第3号，发表了方志敏起草并和赵醒侬、袁玉冰等署名的《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启》，用隐晦的语言介绍了办书社和图书馆的宗旨，就是要在新思想“荒凉的江西”，“用人工的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哀其杜阿’（H2O）来供给他的需要。”要为“那班‘脑中饥’的朋友们”“谋一个‘求乞’的地方”，“希望将来的江西青年思想界，开出群众笑迷迷的‘文化之花’来”，“希望这个书社能够做那知识思想的自由交通的一个工具！”新文化书店门面不大，主要销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国内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如《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等，大都是一些普通书店不敢销售的。对于特别敏感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论浅说》《共产主义ABC》以及《解放与改造》《向导》《先驱》《新青年》等报刊，则放在后厅秘密出售，并发往全省各地。新文化书社虽然只办了半年，但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争相购买阅读，对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江西党团组织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方志敏是江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之一。新文化书社不仅是宣传革命真理的阵地，也是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就是在这里成立的。新文化书社的活动和产生的影响也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和干涉，于3月中旬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并要逮捕“马克思经理”方志敏。此时袁玉冰已遭敌人逮捕，由于方志敏因肺病严重住在洋人办的医院，得以幸免。在组织安排下，方志敏连夜离开南昌前往南京暂避，结束了这段“卖书”的经历。后来，在中共南昌地方组织建立后，为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便于开展秘密工作，方志敏还和赵醒侬等在南昌筹办了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方志敏还在黎明中学任国文教员，有了一段教书的经历。但不久，方志敏就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农民运动上去了。

在南昌新文化书店“卖书”的日子里，方志敏还开始了“出书”的工作，并一直延续到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时期，始终把书报刊作为同敌人斗争的重要武器。南昌新文化书社成立时就计划条件成熟时出版书刊，虽然没有实现，但那时已经开始由方志敏和袁玉冰等一起“合力出版一种小报”，即《青年声》周报，以改造社名义出版，实际是团的机关刊物，由书社负责发行。《青年声》很犀利，经常对北洋军阀集团在江西的种种恶行进行有力揭露。这是方志敏第一次“出书”的经历。书社被封后，8月，赵醒侬与正在东南大学旁听的方志敏商量谋划，恢复原由江西改造社出版的《新江西》，作为江西团组织新的机关刊物。于是，方志敏负责组织在南京、上海等地以改造社为主的20多名江西进步青年筹办，于1923年10月1日恢复出版了《新江西》，由季刊改为半月刊，在南京编辑，在上海向江西和全国许多地方发行。发刊宗旨是：“专批评记载政治社会状况”。该刊驳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指出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该刊共出11期，包括欢迎袁玉冰出狱、追悼列宁逝世的专刊。《新江西》半月刊的出版发行，进一步为江西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1925年夏，已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的方志敏，在家乡弋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漆工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寸铁》旬刊，宣传鼓动农民运动。方志敏还在《寸铁》发表了揭露当地土豪劣绅张念诚操纵选举的文章《猪仔议员》。1927年5月，方志敏在领导江西农民运动中，创办了江西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锄头》。方志敏为《锄头》撰写了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发刊词：“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的大汗，让太阳去煎逼。总之，不管它肚饥身寒，我们只知道低头成天弄我们的锄头！因此，人们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粗莽的锄头！十几年来，军阀的猖狂，帝国主义的横暴，以至于为民众牺牲的烈士，头颅的空抛，鲜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这样的恶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130来字形象地写清楚了农民运动的必要和农民运动的力量。《锄头》成为江西动员农民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

方志敏的“出书”经历在根据地时期有了更大作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和残酷恶劣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方志敏，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相对稳定下来以后，方志敏等领导组织在苏区开始出版刊物和书籍的工作。可以说，方志敏是闽浙赣苏区红色书报刊的奠基人之一。在方志敏等的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版发行的报刊多方面多层次，适合各种需要，仅省级报刊就有十多种，如省委机关刊物《红旗》《突击》，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和《红色东北》，省军区的《红星报》和《前线》，省工会的《工人特刊》，共青团省委的《列宁青年》和《青年实话》，省互济会的《互济生活》，信江特委的《红旗报》，省委的党内刊物《党的建设》，共青团省委的内部刊物《团的建设》等，还有面向普通群众和战士普及文化的《文化导报》《文化战士》等。1929年春，方志敏领导创办信江特委机关刊《红旗》，每期有8至10个版不等，发行2500份，后增至3000份，主要转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刊登中央与江西省委的指示文件并加以评论，阐明信江特委对苏区各项工作的指示、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传播各种文化知识。1930年7月，中共信江特委向中央报告说：“此《红旗》在信江群众中已得到了很大反映的成绩，收效最著。”1932年底，《红旗》改为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机关报。在闽浙赣苏区创办的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是《工农报》。1930年8月，方志敏在弋阳县芳家墩创办了《工农报》，1932年11月，该报成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社址迁至江西省横峰县葛源。报纸每期几乎都有社论，由报社自写或由省苏负责人撰写，方志敏常为其写社论。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工农报》在群众中已取得相当的信仰，今后更应用更大的力量改善该报的内容，使该报成为苏维埃与工农群众政治斗争的工具，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革命战争的鼓动者与指导者。”除了出版发行各种报刊，根据地也出版发行一些书籍，如《工农读本（1—4）》《儿童读本（1—4）》《政治常识》等，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苏维埃政府还号召开展读报运动，在基层组织群众读报会，据不完全统计，有760多个村成立了读报会，同时还在每村征求三位《工农报》的固定读者，充分发挥报刊的宣传作用。方志敏对书报刊出版发行十分关心也十分熟悉，经常提出改进的具体要求，对遇到的困难想办法帮助解决。在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出版的人才和物资都非常匮乏，缺少专业技术人才，方志敏就安排从上海、南昌、景德镇等城市去做工作聘请；缺少印刷机器和零件，就设法通过白区党组织或其他渠道去搞来；自己生产的印刷用毛边纸质量达不到要求，方志敏亲自到纸厂同师傅商量，出主意，反复试验，生产出合格的印刷用纸。闽浙赣苏区蓬蓬勃勃的新闻出版业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志敏从小爱好写作，投身革命后常常以文章作为斗争的武器。方志敏有很好的文笔。在南昌“甲工”读书时，他给邵力子先生去信，就《觉悟》副刊发表的一篇小说谈了一些看法。他写道：“《觉悟》上有一篇《捉贼》的白话小说，描写学生痛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在信中发问：“小偷算不算最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敲打？”邵力子给方志敏回信大加赞赏，称他的看法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还鼓励他多写白话小说和诗歌，多给报社写稿。在南伟烈学校就读时，方志敏的作文也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夸其“笔如流水游龙，活跃异致，布局整肃，几如天衣无缝”。从现有资料来看，方志敏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是白话文小说《私塾》，刊登在《新江西》季刊第1卷第3号上。《私塾》生动描写了私塾教学的场景，形象地刻画了私塾先生的刻板狠心和学生的惶恐不安，读了令人忍俊不禁之后，也引起对改造旧教育的思考。方志敏的第一首散文诗《哭声》先后发表在《觉悟》和《新江西》上。《哭声》用凄惨的笔调描写了苦难民众痛苦的哭诉，表达了为援救苦难的人民而斗争的决心。这篇小说和这首诗歌一出手就显示出了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邵力子先生还亲自为方志敏的小说《谋事》取名，在《觉悟》发表后得到读者好评，被上海小说研究社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作家的作品一起选入1922年《小说年鉴》，并评论它“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在这一时期方志敏的文学作品和文章主要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新江西》上，《觉悟》刊登了小说《谋事》、诗歌《哭声》《呕血》《我的心》《同情心》等；《新江西》刊载了小说《私塾》《狗儿的死》、诗歌《哭声》《血肉》《快乐之神》和书信文章《战云中祗飞鸿》等。顺便说一下，1922年5月18日出版的《觉悟》第三版“诗歌”栏刊登了方志敏的诗歌《哭声》，紧随在《哭声》之后的“剧本”栏，刊登了鲁迅的译作《桃色的云（一）》，同时刊登了鲁迅撰写的序言《将译〈桃色的云〉之前的几句话》。方志敏一直仰慕鲁迅先生，两人的作品同日发表在一起，这也算是方志敏和鲁迅的“书缘”吧。方志敏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主要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苦难的民众。

在领导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斗争中，方志敏虽然无暇进行文学创作，但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笔，偶尔也会写点文学作品，1929年底，他自己编写了剧本《年关斗争'》，还亲自登台演出。但这时方志敏写作主要是通过文件、讲话稿和文章指导革命斗争。方志敏总是自己起草重要文件，写讲话稿，当根据地相对稳定下来以后，他经常性地为苏区党和政府机关报刊写社论、评论和文章，宣传苏维埃的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如方志敏1933年7月在《突击》创刊号上发表《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依托，通过加紧白区工作，“我们苏区，应该巩固的向前发展，应该从大大的发展新苏区中，去巩固原有的苏区根据地”，“去完全包围城市”和“去夺取这些城市”的重要战略思想。在《突击》第7期发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从6个方面论述军队建设，重点强调红军要革命化和正规化。在《突击》第8期发表了一篇逾万字的文章《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从10个方面阐述如何开展白区乡村工作，创造新的苏区，强调“把武装夺到我们自己手里来”，“白区的党组织应该牢牢记住从阶级敌人的手里夺取武装，这是保障我们武装暴动胜利的必要条件”。方志敏还亲自为《工农报》撰写了不少重要社论，如《加紧一切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以实际行动纪念广州暴动》《为全部实现省苏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等。方志敏有时间也为苏区其他报刊写文章，他就为《文化导报》写了《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的社论。方志敏的文章不但政治性很强，说理清楚，而且文风清新，通俗易懂，深受根据地干部群众喜爱。

方志敏写作的另一个高峰期是在狱中。被俘后，在狱中的方志敏终于有了时间，他恨不得能把他平生所见所思都写出来。狱中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就在敌人的严密监视和死亡威胁下，方志敏和死神赛跑，用极大的毅力和喷涌的才华，以纸笔作为武器，留下了十几万字的遗著，完成了对敌人最后的斗争。著名学者梁衡发表在2016年9月21日《人民日报》的《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可以算一下，他1月底被捕，先是被来回转移示众，3月中旬才相对安定下来，到8月6日就义，大约一百三十天。这期间仍要不断应付敌人的提审，要做团结动员难友的工作，做争取狱吏的工作。他无任何资料，又要防敌突然搜查（有几篇化为小说，他化名祥松）。他戴着脚镣手铐，又有十多年的痔疮，流血化脓，不能平坐。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这是何等的意志力。”方志敏把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热爱，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倾注在笔墨里，浓缩于文字中。其中有被俘当晚写的大义凛然的《我的自述》，有向党汇报总结、反思根据地和北上抗日先遣队斗争经验教训，汇报狱中情况和思想，反映革命一生战斗一生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给党中央的信》，有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的散文《可爱的中国》，有歌颂共产党人“矜持不苟、舍己为公”优秀品质的《清贫》，有纵谈共产党人生死观、视死如归的《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有对根据地战友留下谆谆嘱托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有揭露敌人监狱黑暗残酷的《狱中纪实》等。这些饱含着深情和期盼的文稿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用最后的生命铸成的！在这些手稿里，方志敏还留下了许多足以后世永流传的名言警句，如“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等等。方志敏不仅艰难完成了狱中手稿，而且用人格和智慧使手稿冲出重重牢笼，留于后人。这些发黄的纸页和已有些模糊的字迹，是方志敏留给后世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后人也没有辜负烈士的心血和心愿，使方志敏的“书缘”继续延续，让方志敏的伟大革命精神光耀中华。方志敏的这些狱中文稿历经惊险和曲折陆续到达党手里，党组织很快就通过多种渠道公开发表了其中一些文稿。方志敏狱中文稿首次面世是在国外。1935年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以《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发表了方志敏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离方志敏牺牲仅4个月。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又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胞书》，重新发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7年1月24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122期，整期辟为“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收录了方志敏两篇狱中遗著。1939年，收编《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稿的《方志敏自传》，以霞社名义出版，封面还配有影印的《清贫》手迹。差不多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这两本书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方志敏部分狱中文稿的合订本。新中国成立后，《可爱的中国》被连续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仅单行本就陆续出版20多种。《可爱的中国》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影响了中国几代人。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1999年再版。201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方志敏全集》，收录了方志敏67篇文稿。其他各种版本的方志敏著作就更多了。可以告慰英烈方志敏，他的“书缘”还在不断延续，他的伟大精神更在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