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精神】方志敏：弋横暴动诠释革命人物的政治智慧与战略定力

1927年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后，蒋介石、汪精卫暴力“清党”“分共”，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理想和信念，决心以武装斗争回击国民党的屠杀。在江西这块热土上，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叶挺首举义旗，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赣东北，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方志敏秘密回到家乡弋阳，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领导了著名的弋（阳）横（峰）暴动，暴动给危机四伏的中国共产党谋求新的出路提供了范例，暴动诠释了方志敏——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一、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精准把握弋横暴动时机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善于学习和总结，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与判断力。学生时代的方志敏与毛泽东一样，先拿起笔杆子，关注时政，揭露社会的黑暗，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他说“我们的思想要赶上时代潮流而不做落伍者，就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多看书籍报刊，新知识吸引多了，才能丰富我们的头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方志敏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于一身，博览群书，对不断变化的时局有着惊人的判断力，每每都捕捉到斗争的契机，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五四时期的方志敏，在新思想宣传与运动组织中，“不仅成了南昌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成为江西先进青年的一面旗帜”。1922年7月，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在上海第一次见方志敏时，认为“应该是个三十岁以上的人，因为从通信中看，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对社会和政治有相当的洞察力，一见面，才知道他竟是个刚二十出头的青年”。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洞察力正是方志敏领导弋横暴动，成为革命家的先决条件。

方志敏是早期中共党内，与毛泽东、彭湃齐名的“农民运动的大王”。国共合作时，担任江西省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和农民协会秘书长，对农村、农民有着独到的见解，对农村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分析一针见血。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综合革命发生、发展的各要素，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利用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把握暴动时机，及时点燃了弋横农民武装暴动的导火索。

1.组织指导减租运动和秋收暴动，揭开暴动序幕。

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前，1927年6月，方志敏指示方远杰等组织弋横两县农民回击蒋介石支持下李烈钧“赣东省政府”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屠杀及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占领县城，开展减租运动，直接打击了蒋介石炮制的“赣东省政府”。减租运动是弋横暴动的预演，运动虽然失败了，其在弋横农民中的影响力却是深远的。8月，方志敏从吉安回到弋阳后，恰逢秋收，利用地主逼租逼粮，农民抗租抗粮，农村阶级矛盾白热化之机，派方志纯联络黄道、邵式平等共产党员分头发动群众，为秋收暴动做准备，9月中旬，亲自去鄱阳搬援兵筹枪，在听取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后，更坚定了秋收暴动决心，10月，领导了弋阳九区农民秋收暴动。九区是弋横暴动的发源地，“九区暴动是弋横两县农民大暴动的前奏，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是农民从减租到抗租抗粮斗争一次质的飞跃，促使农民认识上有了重大转变，揭开了弋横暴动的序幕。

2.把握偶发事件时机，点燃暴动导火索。

中国旧历年关，是工农劳苦群众最难过的鬼门关，是农村各种矛盾的又一聚焦点，地主阶级逼租逼债，收息收捐，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辛勤劳作，不管丰年或荒年，结果始终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群众“如此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地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的暴动，乃势所必至之事。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箱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线，马上就要哄然爆炸的”。时任横峰区委书记的方志敏敏锐地预见到农民革命风暴的到来，把握了1927年12月10日发生偶发事件，即横峰县政府有一名收捐委员，带了几名法警到楼底蓝家索取煤捐，收捐员蛮不讲理，毒骂农民，动手打人，农民革命团团长蓝长金奋起反击，把他们打倒在地，并赶出了村。为了对付县政府的镇压，农民革命团集合了400至500人，拿着梭镖、大刀，严阵以待，方志敏当即赶回楼底蓝家，决定举行暴动，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恶霸、高利贷者索回、烧毁契约，没收财物，他说“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

弋横暴动是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进行的有益探索，充分展现了方志敏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必然，谋划暴动的政治智慧。

二、出色的动员力与号召力，整合本土暴动资源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方志敏认为农民觉悟了，“知道了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我们也知道了解决痛苦的办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革命处于低潮，怎样将分散的革命力量动员起来？“重起炉灶，再来干！”，方志敏革命创新了发展方式，出色地动员了本土暴动资源。

1.依托本土政治资源，建立新型农民革命组织。

1927年9月，回到家乡的方志敏根据传统习俗和农民觉悟程度，以“上名字”的方式对农民分散发动，统一组织，独创了“农民革命团”这一新型农民革命组织。所谓“上名字”，就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农民在红纸上登记自己的名字和画押，表示参加了革命，并以村为单位，先编组，达到30人则编团，秘密举行换贴、盟誓、喝鸡血酒的仪式，选出团长，然后向周边村扩散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亲与亲、邻与邻、村与村都被发动组织起来了，方志敏任横峰区委书记不足20天时间，楼底蓝家、青板桥、葛源等地周围30～40里内的村子，都建立了农民革命团，革命团以打猎为名，锻造刀叉剑戟，土枪土炮，准备暴动所需武器。

农民革命团是弋横暴动集军事、政权于一体的农民武装和群众组织，当时方志敏创建它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种以喝鸡血、换贴、盟誓的传统方式逐渐扩散开来，表面上“有点陷于封建的结拜方式的错误，但当时实收效甚大”符合农民特点，得到农民认同；二是因为在大革命时期，原有的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成果，这一组织曾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北伐军到了江西后，各地农协被国民党摧残，在许多农民看来，农民协会是国民党的旗帜，由国民党把持的，所以大革命失败了“农民协会的这个名字弄腻了” ，许多“农民对农协失望，一说到农协，又恐怕和从前一样受打击……乃改名称为革命团”。到1927年底，通过这种自下而上渐进式发展方式，方志敏领导的横峰县1∕3以上的村，已经建立起农民革命团。这一组织与其他许多根据地武装起义主体稍有不同，它所依靠的力量以本土资源为主，输入的力量极少。如，1927年，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部队主要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集团军、第四军教导团等部队。

建立农民革命团足见方志敏政治、军事上创新精神与智慧，其优势：一是使党和军队群众基础牢固。农民革命团采用亲串亲、邻串邻的家族式发展，同志间关系密切，使革命在兵源、物源、财源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二是农民革命团适合进行分散的游击战，可陷敌人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三是恢复快，抗冲击能力强，即便革命失败，失败后革命力量的重组、元气恢复迅速，使武装力量与根据地，具有高度的坚韧性，这也是后来方志敏在方胜峰会议上反对“埋枪逃跑”根本原因。

2.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

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与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也是方志敏领导弋横暴动政治智慧内涵。由于反动阶级长期的残酷统治与愚民政策，农民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不高，对土地、地租、债务等经济利益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农民革命团建立后，如果没有强有力宣传鼓动工作，难以唤醒农民革命的意识、持久的革命斗志。赣东北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提出了疑问：“欠地主老的债，会让我们平了吗？”“地主老的田，会让我们分了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平债分田靠得住做到吗？”方志敏认识到“共产党员和群众，都受到反革命相当的打击，有的罚过款，有的才从福建逃回家来，情绪不免低落了一些。而且我们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又没有前例可见，究竟做到做不到，不免引起群众的怀疑。”，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舆论攻击，前期党的政治宣传不够、抗租抗粮等斗争有限，农民受小农意识影响，如不加强思想政治宣传与教育，群众政治立场往往容易动摇。据此，方志敏在组织弋横革命时，发挥党支部和党员作用，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并身体力行，深入地里、窑洞宣传平债分田、农民当家作主等思想，“经过我刻苦耐烦的解释，一而再，再而三，总和他们详细地讲，不使他们听懂了点点头不止……在几天之内，居然被我说服了好几个群众了！”他还“教导和帮助其他同志学会做农民群众的思想鼓动和组织发动工作”，于是各党员不怕艰苦，分头到各村活动，从下层群众做起，尊重农民，耐心地对农民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弋横暴动前，在横峰县，区委领导人方志敏深入楼底蓝家、程伯谦在家乡葛源、吴先民在青板桥等地做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关系，坚定了农民参加革命暴动的决心，这些地区成为爆发弋横暴动的中心区域。

三、卓越的政治组织力与战斗力，愈挫愈勇的战略定力

弋横暴动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重大斗争”，暴动的组织发动体现了组织领导者的政策水平、政治实践能力。

1.缜密地组织规划，稳健地领导暴动

1927年12月10日，弋横暴动首先从横峰楼底蓝家发端，烈火很快引向弋阳、贵溪、上饶、铅山，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8年1月，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主持召开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工作会议，“窖头会议”成为弋横暴动组织领导的关键会议，会议对暴动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一是坚持党的正确的政策导向，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二是组织上形成了暴动领导核心，成立了中共领导暴动的五县工作委员会，选举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7人为委员，方志敏任书记，会议规定在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前，党的工委会为五县最高领导机关，并在五县工委会之下，成立了武装暴动指挥部，方志敏任总指挥；三是坚持实事求是，详细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赣东北各县的革命与反革命情况；四是坚持目标导向，明确武装暴动的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均分田地，建立劳农政府”；五是制定了扩大暴动区域计划和宣传大纲；六是规定了暴动主要内容与形式，农民革命团以村为单位秘密组织，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38人，主要由农民自己动手打倒土豪劣绅，配合以武装援助。窖头会议为赣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暴动由此走向高潮。

会后，暴动总指挥部统一部署，充分利用农民革命团有利的人脉关系，起义各县山地、丘陵地理优势，落后的交通，利于我游击不利于敌人正规军作战等条件，巧妙采取对敌斗争策略，170多个农民革命团6000人分六路纵队，向各个方向出击，到1928年2月，各路纵队捷报频传，“弋阳、横峰、德兴三县纵横几百里地区，到处都是暴动的队伍，村村飘扬着红旗，乡村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农民革命团掌握了政权。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被镇压，贫苦农民平债分谷公财物，出现了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

方志敏对暴动缜密的组织领导，是暴动初期取得巨大胜利最重要因素，在农民革命团掌握了地方临时政权后，还相继颁布实施了《土地分配法》、《平债法》，进一步巩固、扩大胜利果实，之后，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并着手建立革命根据地。

2.初心不改，愈挫愈勇斗争到底的战略定力

1927年12月到1928年2月发动的弋横暴动被镇压了，暂时的失败，再一次考验着方志敏的智慧与从容。“重起炉灶，再来干”，这既是方志敏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的追求，也表达了他不畏艰险，愈挫愈勇斗争到底的战略定力。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的方志敏面对广大农民对革命失败后有悲观惘然，革命意志坚定的方志敏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他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败的情绪……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很快到来的……这是绝对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暴动前，弋阳九区秋收暴动还在策划，劣绅张念诚及国民党反动军队就将方志敏家乡湖塘村80多栋房子烧了50多栋，丁山村全部焚毁，但“秋暴未成村先毁”反而坚定了方志敏实施暴动的决心。

弋横暴动失败后，1928年5月，在方胜峰会议上，方志敏坚决反对党内一些人“埋枪逃跑”，到城市去的观点，要求继续留在农村，分散去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后来的实事证明，方胜峰会议成为方志敏式根据地发展的一次新的起点，“反对埋枪逃跑”也再一次展现了方志敏在革命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越战越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说“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没有方志敏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战略定力，就不可能建立起以弋横为中心，横跨赣东北、闽北、浙西、皖南四省48个县、人口达到100多万的全国六大苏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弋横暴动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的100多次武装起义中，最有建树的武装斗争之一，在弋横暴动基础上，方志敏领导的“方志敏式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和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模范省”称号，这是全国惟一获此殊荣的省级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也因此获得荣誉勋章，谱写了中国革命光辉篇章。本文依托于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项目“方志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21SKJD26）。

【 作者简介】胡水华，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