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方志敏干部学院 发布时间：2025-06-03 浏览次数：34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掩护中央苏区战略大转移。在皖南行动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个多月，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脱险后的方志敏，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省玉山县陇首村被俘。2月初，被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囚室。
面对“九死一生”的选择，方志敏十分淡定。从小就学岳飞“精忠报国”的革命者，不忘初心，怎么可能去“降敌”，求得偷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他主动放弃苟且的“一生”，平静地等待那即将到来的“九死”。“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一生“从事革命斗争”的方志敏，是携死前行的，是向死而生的，是宁死不屈的，是视死如归的。
“钉起了脚镣”，失去了自由与尊严的方志敏，身陷囚室之初，痛苦、焦虑、自责、难受、情绪波动。但随着时间推移，自我调整心态，逐渐无奈地学会适应监狱生活。为了打发单调无聊的时日，除了读书读报外，方志敏写了一张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没想到，“军法处满口答应。”这就为方志敏的狱中写作，提供客观上的方便条件。他抓住临刑前有限的时空，写下了436页稿纸，留下珍贵的绝笔，希望能送到党的怀抱，接受忠诚的战士的汇报。方志敏狱中手稿，是他告别人生的“最后留言”，是他对“可爱的中国”新生的呼唤，是他革命斗争一生的总结。
生命绝笔中，方志敏用了将近十页稿笺，把他眼中、心中的九江和母校，写进了字里行间，留下极宝贵的文存。
1921年9月下旬，22岁的方志敏带着简易行李，乘火车，从故乡弋阳，第一次来到长江岸边的九江。他是来求学的。受五四新潮的影响，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进省城甲种工业学校，还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学生领袖。后因参与撤换“饭桶教员”的风波，发起罢免贪腐校长赵宝鸿的请愿游行活动，遭到学校开除。于是他选择了九江南伟烈学校。一是教会学校费用较便宜；二是教会学校留洋的教职员多，课堂上用英语教学。冲着这两点，他考入了南伟烈学校中学部就读。第一印象很好：“校址宽大，校舍都是大洋楼，又俯临着九江有名的甘棠湖，风景自然是美丽的。这学校开办的历史很久，在这里造就出来的牧师、翻译员及洋行用员，为数已大有可观。”
时间一久，他慢慢发现母校“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乱象，让人生厌。首先是老师很糟糕。“教员只有几个稍好，其他都是要不得的。”英文老师是“一个坏透了的流氓”，在美国混了七八年，根本“不懂教英语的方法”，跟他学英文，“还不如靠本英汉字典”实用些。地理老师拿着粉笔，指着中国地图上的黑龙江说，这是扬子江。“这样糊涂”难以置信。二是校风专制。“趋奉洋人，见到洋人来，总是鞠躬敬礼，唯命是听”，讨取欢心。三，更令人难受的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是做礼拜！”这对于“不相信基督教”的方志敏而言，做礼拜不仅无聊，简直就是人性的摧残。“学校规定甚严”，做礼拜，不管你是谁，一律参加，不准请假。“伪善牧师”，“在礼拜台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胡说八道那些骗人的教义，难受得“等于坐牢”。
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攫取九江为通商口岸。英、美、法、日的洋行洋教纷纷而至，使九江逐渐沦为典型的半殖民城市。如果说，英国对九江重在经济掠夺；美国则更注重文化渗透，其特点是传洋教、办学校、建医院，三管齐下。这三项皆以基督教会的面目出现。教会为办学办医院提供资金；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又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助，形成独树一帜的美式宗教文化。当崇洋媚外风气泛滥之时，方志敏明确表态：“我不相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哪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十分难得，青年方志敏是一个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面对学校严格的校规，面对无聊的礼拜，方志敏忍住“出校”逃避的冲动，想出一个高招去应对：“就是每次去做礼拜，总私自带下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不管牧师说教也好，祷告也好，一概不理，我静心看我的书，这才算将难耐的礼拜挨过去。”这是一种智慧。他用心仪的书，既能调试无聊礼拜的烦恼，又能利用时空读书受益，一举两得。聪明。
因为优质的教员太少，课堂教学令人失望。他便把求知的目光盯住了图书馆。这是洋校，英文报刊杂志图书很丰富。方志敏借助英汉词典的帮助，大量阅读社科文献。第一次与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相识相交。“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太光鲜的政治理念。太对方志敏的胃口了。他的求学不在于课本上的知识、考试、成绩、排名、学历。他是在探寻救国之道，拓宽视野。当时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来到方志敏面前时，他无比兴奋，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还不断向志同道合者宣传，发起组织“读书会”。由于常常把社会主义挂在嘴上积极宣传，同学们便送给他一个外号：“方社会主义”。自此，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方志敏的精神支柱，一生践行，最终用鲜血和生命展现了他的“政治初心”——做一名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1905年，九江同文书院巍峨壮观的授课大楼（穆思堂）落成。大楼高达四层，每层备置钢琴数台，学府气氛更显隆重。为纪念美国教会人士南伟烈为学校捐出巨款，特改名为“九江南伟烈大学”（或“南伟烈书院”）。设有预科、专科两类，毕业承认学历，并保荐深造或介绍工作。学校除顶礼膜拜宗教外，还积极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文学、体育等活动。外国军舰停泊九江码头后，成群结队的军人常来学校联欢，跳舞、演出，打篮球、踢足球，热闹非凡。这种西洋现代的办学模式，与方志敏早年就读的私塾、弋阳高小、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完全不一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记，为今后赣东北苏区文化、教育建设提供借鉴。
面对父母举债送自己读书，方志敏不仅心存感恩之情，更发奋求知。即使有教者平庸，他依旧钻研教材，掌握要领，以自学补漏，被同学公认为“学霸”。他兴趣广泛，注重身体锻炼，尤其喜爱文学创作，诗歌、小说都写得漂亮，有深度。1922年五、六月间写于南伟烈的《哭声》和《呕血》两首新诗，都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我的周围”，四处都能听到“哭声”，“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输运”；“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哭声》)“血吗?血呀。我为谁呕呢？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我为家庭虑，我为求学虑；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我为什么无产呢？我为什么呕血呢?”(《呕血》)这种青年人的诗，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无病呻吟，没有小资情调，其“诗眼”，是否与《共产党宣言》的“幽灵”一脉相通？
此间，他还写过短篇小说《私塾》《狗儿的死》和《谋事》等，都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狗儿的死》是方志敏早期文学创作最长的一篇，有四千多字。罕见地描述了一个“豪富之家”子弟“狗儿”的堕落、毁灭的一生，写了人物的纵断面。作品通过“我”之口，指出“富为万恶之源”；又通过“我”之心，思忖“赤贫又有甚么好处”？进而把当时人们关切的社会问题——“如何使太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的问题，提了出来，启发人们去思考、去探求。《谋事》的情节很简单，写一个“农田人家”的苦学生，怀揣从校长那里请求来的“介绍名片”，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求职碰壁的故事。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侧面的真实写照。方志敏以清新、辛辣的笔触，朴素、深沉的风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苦学生”和“一个洋牧师”的艺术形象。小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后，次年被选入小说研究社刊行的《小说年鉴（卷三）》里，同时选入的有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33名作家的40篇小说。编家庄云齐对《谋事》选入“年鉴”时，特加“按语”点评曰：“这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
1921-1923年间，方志敏正处于早期文学创作热潮，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步的。一个普遍的全国新文学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方志敏是“五四”新文学的弄潮儿。
从赣东的山乡，到赣北的水乡，方志敏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九江是临江而建的一座文化古城名城。依伴的长江，乃中国第一大江、亚洲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江。从西往东横贯中国十几个省市。滚滚长江东流水，与黄河一道，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有闲时，方志敏或一人或结伴，常在长江边走走、看看、想想、聊聊。在火车、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在中国普及时，长江便是我国最大的廉价的水上黄金通道。方志敏看到的不仅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的长江气势，更看到满江帆影的繁忙景象，码头上来往行人相互拥挤，米市茶市瓷市热闹非凡。
在长江边上，方志敏还“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心中不爽。发问：“中国的内河，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吗？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如果没有的话，外国人不是明明白白欺负中国吗？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
方志敏的视野，一直关注着中国，关注底层的劳苦大众，关注时事时弊。他还积极参与校外的社会活动。譬如，1921年11月21日开始，由美、英、日等九国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签订所谓《九国公约》，实质上是要挟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任意宰割中国。消息传来，民众激愤。12月19日，方志敏带领南伟烈部分学生，参加了九江各界召开的国民大会和反对“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次年6月，方志敏策动南伟烈学校和省立第三中学、第六师范等学校，联合发起要求“行政公开，惩治专制腐败”的罢课请愿学潮，引起北洋军阀地方当局的注意。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几次要求校方开除方志敏。学校考虑方志敏学业好，人缘好，威信高，担心开除方志敏会引发学潮，而迟迟没有行动。
方志敏是重大义而轻小利的君子学人。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常常是很痛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必须践行的责任与担当。出路何在？“在南伟烈学校正当精神苦闷的时候，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为何是上海？为何寄来的是《先驱》报？当年的热血青年，为寻找救国之理、救国之路，纷纷前往北京和上海。北京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处。京沪都是革命的摇篮。上海的《先驱》便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简名S･Y･)的机关报。方志敏如获至宝。“《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报纸上，“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这种政治主张，方志敏非常佩服。因为它与《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是吻合的。先驱，先驱，时代的先驱。读着闪耀时代之光的文字，他的心情难以平静、食卧难安。在狱中手稿里，他写道：“读《先驱》，加入S･Y･。”说明接受先进的革命理论，他还要付诸实施，言行合一。为“加入S･Y･”，他决定弃学，乘船去了上海。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斗争之路，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九江这座名城，南伟烈这所母校，给游子方志敏留下终身印记的，不是吃喝玩乐，不是山水楼阁，不是考试分数，而是时代之光，革命理想，救国之路，共产信念。这里，成了方志敏人生转折的里程碑！不亦伟乎，他都写进了绝笔的字里行间！（作者陈忠系九江学院退休教授、全国优秀教师）
来源：上饶市方志敏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