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贡献与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必须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是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党和红军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果断决策。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吸引、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北上抗日。1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任务。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顾全大局，不怕牺牲，从组建到失利，历时半年多，途经闽、浙、赣、皖等省，行程5600余里，大小战斗30余次，攻占5座县城，直逼杭州、南京等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战斗异常艰难惨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基本实现了组建初衷，完成预期战略目标，有力牵制近20万国民党军，给国民党核心统治区构成威胁，极大缓解了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压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用行动树立起英勇之师、正义之师的良好形象，其英雄壮举，永载史册；其追求民族共同利益价值理念与爱党爱国德行天下的行为，对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呼声高涨，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既是国内阶级矛盾与中日民族矛盾激烈交织演变的产物，又是中共中央扭转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局面的一次勇敢战略尝试。

（一）民族危机日益严峻

19世纪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盛，逐渐走上一条对外扩张的侵略之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台湾被侵占。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确定了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吞并全中国的阴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数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民族矛盾急剧上升。1932年1月28日，日军持续对上海发起攻击，侵华脚步明显加快。1933年春，日军对我国华北地区发动进攻，占领承德地区，锋芒直指北平、天津。就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时，国民党政府竟妥协投降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变相承认其占领热河地区。然而，日本当局仍不满足，1934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发表独占中国的宣言，称其他国家未经日本允许，不得干涉中国事情。其政治野心，就是要把中国沦为其殖民地。宣言发布后，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进行密谈，紧接着又有一系列新的侵略步骤，例如：“藏本事件，日本舰队的调遣，与不断的在各个中国城市的军事演习，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活动，华北的通车、通邮等，明白的表明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中国的深刻的民族危机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国内政治格局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围绕抗日这一核心主题，国内政治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变化态势。社会各阶级、各政治力量进行重新组合和分化演变，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和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广大工人、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通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形式表达愤慨和决心，成为推动抗日的重要力量；农民在日本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更加困苦，也被进一步激发出反抗意识，为抗日力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发出“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政治态度也发生根本转变，倾向于支持抗日和民主运动。就连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国民党将领奋起抗日，如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坚持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当社会各界纷纷声讨指责蒋介石“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时，他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实，不顾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抗日愿望，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不抵抗”方针，甚至动用各种舆论工具，说“红军捣乱抗日后方”“中国无力抗日”，大肆“指责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说他们搅他们的后方，所以他的军队无法与日本作战”。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一面对日妥协投降，一面对内加紧扩大内战，倾尽全力调集精锐部队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展开“围剿”，加剧了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

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对敌战略和策略。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这是当时全国各党、各派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与国民党政府消极“不抵抗”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也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安排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当地党组织的战斗力量。到1933年初，随着党领导的巴彦、南满等抗日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壮大，迅速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日主张和行动，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危急

从1930年12月起至1933年2月底，蒋介石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结果损兵折将、惨遭失败。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采用“战略进攻、战术防御”的持久战术与“堡垒主义”新战略，实行“以攻为守，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受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作战原则，步步为营建立了3000多个碉堡，企图像蜘蛛网一样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中央苏区。而中央苏区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和敌人的封锁，人力、物力、财力等都面临严重困难，粮食、药品、武器弹药等物资匮乏，经济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艰难，极大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根据地的稳定。此时的中共中央亟需寻找新的战略突破口，以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保存革命力量。

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新变化与中央苏区危急的局面，“中央与军委决定从主力红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以便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粟裕将军回忆：“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事实上，最早提出红军战略转移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发生不久，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中央红军失去了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最后就剩下向西突围一条出路。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关键时刻，高举“北上抗日”旗帜的长征劲旅。沿途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播撒革命火种，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最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强决心。先遣队将士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路浴血奋战、舍身忘死，谱写了血战东南半壁的壮烈华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首举“北上抗日”旗帜的红军部队，引领民族救亡重任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重心转向北方，而“抗日救国”成为全中国人民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主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引领民族救亡、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证明“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为使北上抗日先遣队师出有名，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权威部门发布的与抗日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密切相关的文件多达百余份。“北上抗日”这一基本口号，也更加深入人心。

历史证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仅有6000多人的薄弱力量北上抗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不顾一切挺进国民党统治的重心地区，率先承担民族救亡重任，其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一支队伍的作用本身。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揭露国民党的荒谬宣传，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进而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关于民族革命战争政治主张的实际行动。1940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对抗日先遣队作出高度评价：“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抗［战］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与永垂不朽的声誉”。

（二）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首支出发的长征劲旅，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紧迫，红军迫切需要改变被动局面、作出战略转移的军事决策势在必行。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目前战局，并将两种可能性报告给了共产国际：第一，将红军的主力留在中央苏区，并开始转向游击战争；第二，是在保卫中央苏区的同时，将主力部队撤离到其他战场。共产国际6月16日复电指示：“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从复电看出，共产国际已同意主力红军必要时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撤回火速赶往瑞金，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会议指出，“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红军北上抗日不是什么阴谋，什么手腕，而是伟大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策略，是贯彻苏维埃红军向来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张，是这个主张的历史的发展”。1934年7月6日，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全体将士在瑞金叶坪操场召开誓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检阅了部队。当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茫茫远征之路，从此拉开红军长征序幕。

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并不称为“长征”，而是叫“突围行动”或“长途行军与战斗”。从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段时间，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工农红军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而这个时间段正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出发到失利的全过程。为顺利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布局，先后安排了四支先遣部队，对长征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支部队是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起到了调敌作用；第二支部队是1934年8月从江西遂川出发的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起到了探路作用；第三支部队是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出发的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25军，率先找到了革命落脚点；第四支部队是在长征途中组建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军团。从这4支远征部队的出发时间来看，红七军团这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可视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支长征部队。

（三）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宣传抗日，播撒革命火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交给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为更好地在沿途开展宣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赶印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件160万份共计300多担，专门组织了一个运输营挑着沿路散发。先遣队一路书写抗日标语，开展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战士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爱护群众，事事依靠群众，留下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事迹。这些举措有力支援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也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宣传上的准备和动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期间，积极帮助闽东、闽北等苏区的党组织，抓住先遣队转战活动期间以及当时国民党兵力后方薄弱契机，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扩红工作、筹集粮食和财物，使沿途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他们不仅宣传了苏区经验，留下了红军骨干，对帮助沿途各省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谭家桥战斗失利后，方志敏留在皖南的侦察营、教导营和伤病员近1000人的部队，创建了皖浙赣根据地。从怀玉山战斗冲出重围的粟裕、乐少华、刘英等人率领先遣队余部，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在浙南、闽东、闽北、皖浙赣边等地发展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在险境中求生存、争发展，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红军游击健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形势下，分别经过瑶里整编、石塘整编、山门整编，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屡建战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营养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上抗日”及其所展现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宣传、弘扬抗日先遣队的革命精神，造就千千万万初心不改、信念坚定、顾全大局的共产党人，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对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一）初心不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赤胆忠心滋养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90年前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急情形下，诠释了对民族的赤胆忠心和民族先锋队的真正含义。今天，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追求民族利益的价值理念与爱党爱国德行天下的行为，滋养着民族复兴伟业。

一是厚植爱国情感，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民族情感是一个民族源于本民族内心的归属感、自豪感、价值观等的集中体验，是这个民族团结的纽带、力量的象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战斗员指挥员都是质量很好的”。方志敏、寻淮洲等率领抗日先遣队“血染东南半壁”，在一次次危急困难的紧要关头，将士们展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承载了中华民族5000年集体荣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爱国主义的楷模。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更要以英雄为榜样，厚植爱国情怀，坚定民族自尊和自信，将民族情结转化为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将对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与忠诚凝聚成战无不胜的民族复兴力量与发展智慧。

二是居安思危，保护好红色江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中国人民遭受百年耻辱，“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与军队进行反“围剿”的艰难时刻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前景和命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抗争与呐喊。2020年，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志敏等革命先辈所期盼的“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一情景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推进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史为鉴，传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极端条件下不怕牺牲、自强不息、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反对任何来自外部霸权的干涉，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守护好红色江山。

三是接续奋斗，敢于担当民族复兴重任。“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年“我们苏维埃和红军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把中国从死亡的奴隶命运中挽救出来，因而组织了和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自觉担当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怀揣初心与对民族的无比热爱，传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了民族大义，勇于担当、舍身忘死、不怕牺牲的精神，接续百年奋斗，在新征程上开辟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二）信念坚定，弘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精神，做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

“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重大意义就是“证明给中国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民众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也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广大指战员处于被动与逆境中强大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聚集了一批以方志敏为代表的我党、我军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有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先行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远征不仅是为了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抗争，更是为了坚守信仰，捍卫民族尊严，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只有心中有信念，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方志敏在怀玉山被俘的当晚就写下：“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1935年5月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只有对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才能做到从容不迫、视死如归；只有把理想信念与自己的生命浇铸在一起的人，才能时刻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牢记心上。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夙愿和期盼，凝结着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汗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追求民族利益的信念，对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规范党员的道德要求有着重要教育意义。可以说“理想信念是我们精神品质的价值前提，引领我们精神品质成长的方向”，也是我们战胜难关、克服险阻的动力之源。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要弘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革命精神，对共产主义运动要有理性认识和坚强决心，做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无惧西方挑战，要看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世界上赢得了制度优势和战略主动，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得到世界许多国家认可与推崇，这一切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坚定的特质，也展示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

（三）顾全大局，诠释对党忠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自觉

政治纪律是革命工作的生命线，政治自觉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确立了以无产阶级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方志敏入党时立下铮铮誓言：“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坚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服从党的坚强领导，自觉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战略部署。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局势的关键之举。1934年11月初，中央军委来电组建红十军团，随后又组织由方志敏担任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任务是“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方志敏深知部队挺进皖南的任务艰巨，却依然有极坚决的信心，他坚定地说：“我下了决心去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这充分体现了以方志敏为代表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将士们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这也是对党绝对忠诚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红十军作战参谋赵春和回忆：“我曾问寻淮洲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电报就是目的地’，所以我只知道先遣队是打日本，到前线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探求新路的一次勇敢战略尝试，是以军团利益服从全党利益，践行顾全大局、对党忠诚的坚定的政治纪律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会遇上许多“谭家桥战斗”“怀玉山突围”等复杂斗争，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要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时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淬炼党性修养，从思想上固本培元，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大任务和挑战面前，以顾全大局的胸怀、对党忠诚的品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江琛，女，江西弋阳人，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方志敏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闽浙（皖）赣苏区史、中共党史。